托尔斯泰那些不为人知的弱点

直到逃跑的那一刻，托尔斯泰依然故我，表现出性情中温良敦厚的一面。作家、哲学家、“性情圆熟的老大人”，托尔斯泰还是一身俄罗斯旧贵族的风范，传统美德在他的身上表露无遗。这些美德如璀璨的钻石（可惜湮没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折射出诸多人性的光辉：从身体到灵魂，讲求自洁自律；人前不说假话，人后不说坏话；谨言慎行，避免伤害他人感情。托尔斯泰年轻时狂放不羁，做过许多失心悖德、与家庭教养背道而驰的荒唐事，为此他一直愧悔不已。比及老年，托尔斯泰在懿德日隆的同时，性格中疾恶如仇的一面日益凸显，忍受不了秽行污迹、流言蜚语。

在处理与夫人索菲娅之间的摩擦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的做法可谓无懈可击。

他怜悯她、爱护她的令名，即便明知她的想法、做法有欠缺，也不会在任何场合指责她；他委曲求全，对她不合理的甚至是荒唐的要求，都尽力满足；他忍受夫人的各种小脾气，不小的脾气比方以自杀相要挟等，他也忍了。他的宽容，有时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连他身边的人都觉得看不下去，但这不是首鼠两端、不讲原则。恰恰相反，这是一位注重操守、德行高迈的老人，为了息事宁人，一次又一次做出的让步和牺牲。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做出了离家出走的事；而对于索菲娅来说，这才是莫大的打击。如她本人在日记中所写，这不再是插在胸口的刀子，而是兜头砍下来的斧子！

所以，车棚里的托尔斯泰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恐惧。害怕索菲娅半夜惊醒，察探到情况后一直追出来，将他们一网打尽……到时候夫妻同室操戈、冷脸相向，一场令人痛彻心扉的争执，在所难免。其实不用添这个乱子，雅斯纳雅·波良纳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够热闹的了。

无论情形有多危难，他从来都没有闪避过……他把一切磨难都当作上帝对他的考验，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承受来自各方的打击。可这一回，他承受不住了。他强烈希望好运能降临到他的头上，帮助他躲过眼前的一击。

他心身俱疲，已经无力担当。

是的。出走体现的不仅是托尔斯泰性格中勇敢的一面，也有怯懦的一面。关于这一点，他在给故交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施米茨—虔诚的新教徒和坚定不移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昔日上流社会的名媛、今日寄居60俄里外奥乌辛尼科沃一间小屋中的托尔斯泰崇拜者—的信中抖搂得一清二楚。托尔斯泰骑马外出的时候，经常顺路看望她。因为他很清楚，他的造访不仅给她带来快乐，也给她带来了人生的意义。10月26日，就在离家出走前两天，正在他举棋未定、心神烦乱的时候，他还向她提起过自己的忧虑。玛丽亚当时的态度是完全赞成：“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她嚷道，“你只是一时软弱，过后会好的。”“你说得对，”他附和道，“一时软弱。”

这段轶事连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说过的原话，一并收录在塔姬亚娜·利沃芙娜的日记中，有案可稽。不过在当天陪托尔斯泰散步的马科维茨基的日记中，见不到有关这次对话的片言只字。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后来面对《俄罗斯导报》的采访时也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那天没提起出走的话题，“没有吐露片言只字。”

10月26日当天，马科维茨基也发现“托尔斯泰很虚弱，注意力很不集中”。在去施米茨家的路上，托尔斯泰还干了一桩“坏事”（他本人的措辞）：骑马趟过麦田。这个季节里地面潮湿，马踏过会留下深深的蹄印，破坏庄稼。舍不得践踏秧苗，却舍得践踏老妻？！很遗憾，托尔斯泰的思维就是如此。那些同情托尔斯泰，认定他的行为体现了人生至性、与家庭伦理无关的人们，也持这样的态度和观点。托尔斯泰摆脱了思想境界不在一个层面的妻子，可以理解，天才就是这样；至于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要说可怜是有那么一点，这就是嫁给天才的代价。

这就是对托尔斯泰离家出走这一事件的普遍看法。这一看法也在俄罗斯文化圈内大行其道，这与伊万·布宁这名吹鼓手吹出的风不无关系。为了寻找最后的归宿，托尔斯泰离开了自己的家；一代思想的巨人，终于摆脱了物质生活的羁绊。“托尔斯泰的解放”，多么壮美的结局！也有不大中听的说法：托尔斯泰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找一块无人知晓的角落迎接自己的末日；恰似嗅到死亡气息的猛兽，逃出笼子，奔向原野。托尔斯泰出走没几天，这个耐人寻味的比喻，就出现在亚历山大·库普宁主办的刊物上。

托尔斯泰的行为，并非意蕴丰富的壮举；遑论风烛残年的老人，最后做什么困兽挣扎。这是一位25年前就动念离开家庭，只因顾念妻子的情面而宿志未酬的老人，耗尽心血之后才踏出这一步。在生命力渐渐消失之际，家庭矛盾却愈演愈烈，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看不到家庭的出路。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踏上了颠沛流离之路。他选择的时间也不适合出行：10月的末尾，凄冷潮湿，面临的是销骨的冬日酷寒；在支持他出走的家庭阵营中，除了萨莎，谁都不知道他此行抱着什么目的，他所说的“彻底离开”是什么意思。跨出家门意味着死亡，但托尔斯泰还是选择了出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自己的庄园里，他已经待不下去了。离家出走，原为一心赴死？这是著名产科医生、多次奔赴雅斯纳雅·波良纳为索菲亚·安德烈耶芙娜提供手术服务的维·费·斯涅基烈夫教授所持的观点。此人不仅医术精湛，且智慧超卓、极具修养。托尔斯泰去世后，索菲娅饱受物议。在不少人的眼里，她是将丈夫逼出家门的不良之人，是托尔斯泰之死的幕后推手。为了安慰这位不幸的贵妇人，斯涅基烈夫于年4月10日复活节礼拜日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分析了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以下两点：

其一，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托尔斯泰的出走属于自杀综合征的一种表现，他想

加快死亡的进程。“毕其一生，他都以自己强健的体魄与非凡的禀赋为依托，将肉体与精神锻冶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他的一切行为都达到了灵肉合一的完美境界，要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那是不可能的事。看看他的举手投足、坐卧起行，处处体现着个人的意志。换一种说法，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样作为都经过深思熟虑，体现某种用意、传递某种思想……死亡既是肉体的毁灭，又是灵魂的消亡。对于灵肉浑然一体的人来说，灵魂出窍本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法做到平心静气、安之若素……对于即将飞升天堂的灵魂来说，摆脱一身皮囊的羁绊，总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

其二，从纯医学角度出发，斯涅基烈夫将托尔斯泰的死归咎于肺炎。“这种病的可怕之处，还在于能导致狂躁等类并发症。”斯涅基烈夫在信中写道，“如果把托尔斯泰连夜出走的行为与肺炎潜伏期病人的临床表现联系起来，笼罩在这一事件上的重重迷雾都会散开—急不可耐、在家门口迷路等，不可能发生在一个健康人身上。”

换句话说，托尔斯泰出走之夜，肌体已感染病毒，大脑受到损害。

斯涅基烈夫的一番话中，科学的成分和存心安慰伯爵夫人的成分各占多少，此处不便置喙。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托尔斯泰出走前夜精神状态极差，身体也不大好。马科维茨基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托尔斯泰也在日记中写道：他一夜“噩梦”连连，梦到跟妻子“争斗”；有些梦乱得理不出头绪，他当时在读的妥思陀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人物居然出现在他的梦里，不过换上了业已作古的熟人的面孔，如尼·尼·斯特拉霍夫。

出走前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托尔斯泰一度发病，与死神擦肩而过。10月3日，他全身抽搐，双手乱刨乱抓，这种表现与濒死之人极为相似。时任托尔斯泰秘书的瓦连京·布尔加乔夫回忆当时的情景，写下这么一段文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睡着了。直到7点钟还不见他醒来，大家只好开饭。舀完汤，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起身察看了一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动静，回来的时候说，当她走近丈夫的卧室时，听到房间里传出擦火柴的声音。她推门进入屋内，看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坐在床上；看到她进门，还问了时间，问大家有没有吃饭。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当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老人的眼神有些异常：‘两只眼睛黯淡无光，没有一点气……这是发病的征兆。一旦出现这样的眼神，我知道他又要昏过去了，这种情况以前就出现过多次。’”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儿子谢尔盖·利沃维奇、侍仆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马科维茨基、布尔加科夫、托尔斯泰传记首席作者巴·伊·比留科夫一齐赶到老人的房间里。

“老人仰躺在床上，右手在被子上摸来摸去，5根指头屈曲虬结，仿佛握着一支羽管笔。他紧闭着双眼，眉毛拧成一团，两瓣嘴唇不停地颤抖着，看上去非常难受……然后……然后托尔斯泰开始抽搐，他横在床上的躯体抖抖索索、战栗不休，两条腿整个失去控制，直挺挺伸在被子外面。杜尚抱住老人的双肩，我和比留科夫为老人捶腿。老人前后抽搐了5次，其中第4次最为严重：他的头从枕头上滑了下来，身子在床上打了个横，一双腿耷拉到另一侧床沿的下面。

“索菲娅跪倒在地板上，将丈夫的腿抱在怀里，一张脸贴在腿上。她一直跪在那里，直到我们将老人的身体扳转到床上睡好。“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吓得不轻，令人心生怜悯。我亲眼看到她仰望着天花板，一只手慌乱地划着十字，嘴里喃喃祷告着：‘上帝！这一回别让他走！这一回别让他走！’而这一切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我在打字室偶尔撞见的。”抽搐过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开始说胡话，数一些互不关联的毫无意义的数字，症状跟在阿斯塔波沃发病时的情形完全一样：“4、60、37、38、39……”

“托尔斯泰发病期间，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反应强烈、令人动容。”比留科夫在传记中写道，“她受到了惊吓，张皇失措、楚楚可怜。当时在房间里的男人都攒聚在床的周围把持托尔斯泰，防止他抽搐时从床上摔下来；而她跪在地上不停地祷告着，翻来覆去念叨一句话：‘上帝，可怜我，原谅我的罪过！不要让他死，是我把他害成了这样！保佑他熬过这一回，不要把他从我的身边夺走！’”

托尔斯泰发病时，索菲娅确实有过负罪感，她本人的日记中也有述及：

“抱着丈夫那两条战栗不休的腿，对失去他的担忧，使我深感绝望。愧悔自责、狂热的爱情和祈福的话语，如滔滔江河，在我的心头奔涌。只要他能活下来，让我有机会修复由于自己的过激行为给他造成的伤害，使我良心稍安，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此事发生前不久，索菲娅跟萨莎、费奥克利托娃有过一次大吵，并将女儿逐出了家门。萨莎回到与雅斯纳雅·波良纳相距不远的契里亚琴卡，她自己的家就在那里。托尔斯泰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萨莎跟他走得最近，是全部子女中他最宠爱的一个。这个女儿对他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堪与布尔加乔夫等量齐观。母女交恶是托尔斯泰发病的原因之一，对此索菲娅和萨莎心照不宣，所以灾难过后的第二天，她们就讲和了。

萨莎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走进前厅，我就听说母亲在找我。

“‘她在哪里？’我问身边的人。

“‘在门廊里。’

“我走出前厅，看到母亲穿着一件长裙，站在台阶上等我。

“‘你愿意跟我说话吗？’

“‘愿意。我还要向你道歉，对不起！’

“她抱住我，一面亲吻一面念叨：对不起！对不起！我也吻了她，试图用温言软语安抚她的情绪。

“我们站在门口说着话。有人从我们眼前走过，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我感到不大自在，请求母亲进屋再谈。”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只是为了响应死亡的召唤，为自己寻找归宿—这是不是一个毫无事实依据的谎言，一则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一点值得怀疑。站在托尔斯泰本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境况。他出走的动因，也许正是为了求生，为了躲避抽搐而死的命运。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的行为使老人的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云翳，伦理观念的煎熬和恐惧夹杂在一起的云翳。马车渐行渐远，恐惧旋走旋消，离乡背井的托尔斯泰，却一直在耳边回响着良知的声音。

马科维茨基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行驶离家门，穿过村子，踏上通往远方的公路，托尔斯泰一路“沉默寡言，神色黯然，情绪还不大稳定。他断断续续地嘀咕着一些道歉的话，似乎对抛下索菲娅心有不忍”。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去哪里？”

当他们登上火车，在一间单独的二等车厢中坐定之后，火车启动了，他知道索菲娅再不会追上来，一时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说了一句话，说他很好。不过好情绪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大家热完咖啡，刚喝下不久，托尔斯泰又念叨起来：“不知道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现在怎么样了，我可怜她。”

这是托尔斯泰最后的日子里打不开的心结，一直折磨他到失去意识的那一刻。

对晚年托尔斯泰伦理道德观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无法摆脱良心的谴责。不畏不避，将压在自己肩上的十字架背到最后一步，这是托尔斯泰观念的基石；可他的出走行为，分明就是推卸这个责任。声称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是寻死，为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为了释放不死的灵魂，就他25年素怀的愿望来说，持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愿望和现实是两回事，注重伦理的人，不会为一己之私牺牲他人的利益。

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到夏莫尔金，托尔斯泰还有机会改变初衷、折返家园，但他并没有回心转意，而是不断地催促旅伴，在离家的路上越走越远。当时他已经骑虎难下，内心深处经受的煎熬，只有他自己知道。

托尔斯泰当时的心态，从他写给妻子的三封信上可见一斑。第一封是告别信，他着意强调了离家出走的道德原因：“我已无法忍受这种奢靡的生活，唯望跟别的老人一样，避开尘世纷扰，独自度过余生。”

这封信字里行间渗透着托尔斯泰对妻子的爱惜之情。他写道：“谢谢你48年的忠诚陪伴，并请原谅我的一切过失；如果说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也一并表示谅解。”

这封信情真辞切、扣人心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考虑到有可能公诸世，托尔斯泰在这封信上下了不少功夫，起稿三次，字斟句酌，可谓用心良苦。这封信是托尔斯泰留给妻子的“精神遗产”，她完全可以拿出来向世人展示，借以剖白自己（事实上她也这么做了）。托尔斯泰此信之大旨，无非是撇清妻子与他出走这件事的干系：他只想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而不是要摆脱她；贵族生活与他的世界观背道而驰，他已经过不下去了。

也许托尔斯泰的心里还暗藏着一段机宜：有这封信充当挡箭牌，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心下稍安，不会再抓住他不放，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并做出有伤体面的事。后来得知妻子痛不欲生，几次三番要投湖自尽的消息，加上妻子雪上加霜的来信：“亲爱的列沃奇卡，快点回家来吧！别让我第二次自杀！”—他知道，即便走到天涯海角，他也走不出妻子的阴影。他于是决定敞开胸臆，将第一封信中未予明确表达的意思说出来。、

托尔斯泰写于夏莫尔金的第一封回信用词相当尖刻，最后并没有寄出去。“我们现在见面有害无益，这层意思我在第一封信中已经做了明确表达。众所周知，亦如我所想，我见不见你，遑论回不回雅斯纳雅·波良纳，跟你自杀没有任何关系！”

正式发出的信措辞温婉多了：“我理解你悲痛欲绝的心情，我也知道你不会真正跨出那一步。这跟你是否遵从我的意愿、满足我的要求无关，是你淡泊宁静、理智平和的人生观不允许你走极端。没有这些，我们多少年的共同生活就无从谈起。

以你目前的状况，我再回到你的身边，这无异于放弃生活。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举动。再见，亲爱的索妮娅，上帝保佑你。生命不是笑谈，我们不能肆意践踏；生命的意义，不是用时间的长短来度量的。我们剩下的日子，也许比度过的岁月加在一起还重要；让我们善自珍重，过好余生。”

只为不死在家里，托尔斯泰才选择了出走？如果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对丧失自控能力和大脑意识的荒唐死法的恐惧完全等同于自杀，那他选择走这条路就是合情合理的。

托尔斯泰不想死得这么窝囊，他想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

对他来说，这比摆脱贵族生活的藩篱、实现融入大众行列的愿望来得更强烈。

在夏莫尔金，当萨莎问及父亲对抛下妻子不管的行为是否有过歉疚时，托尔斯泰反问道：“在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下，谁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托尔斯泰在跟自己的妹妹—夏莫尔金修道院的修女玛利亚聊天时，曾经对自己的行为做过详细解释。当时在场的还有另一个人，玛利亚的女儿，带有列·尼·托尔斯泰外甥女兼亲家双重身份的伊丽莎白·瓦列里亚诺芙娜·奥勃良斯卡娅（列·尼·托尔斯泰的女儿玛莎嫁给了伊·瓦·奥勃良斯卡娅的儿子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奥勃朗斯基）。伊·瓦·奥勃良斯卡娅身后留有一部关于母亲的回忆录，年10月29日发生在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修道室中的谈话，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他身心两方面经受着怎样的磨难，一眼就看得出来……谈到他最近那次病情发作，他说：‘再有这么一次，我性命不保。就这样死去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没有意识，感觉不到肉体的痛楚。但我想清醒地死去。’

“说到这里，他哭了……妈妈说出了自己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她说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也有病。他思忖片刻，说道：‘是的，是这样，但我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是要花大气力的，这个我没有，我只能一走了之。现在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开启新的生活。’”

托尔斯泰的话一经他人特别是有个人利害关系的亲属转述，难免会变味，需要援引大量资料，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比对、探幽析微、去伪存真。即便托尔斯泰本人，也不一定洞观全局、了解事实真相。下面这段话出现在他本人的日记中，记录时间即在10月29日他与妹妹的谈话之后：

“一直在想办法摆脱我和她（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作者注）之间的困局，实在又无法可想。无论如何，办法总是有的，但不一定是你想到的。”

《列夫·托尔斯泰大传》，(俄)巴维尔·巴辛斯基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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